图画是生动的描述，影像是鲜活的历史，本文试图从“影像还原历史”这一角度，通过老照片为您展现北京古观象台的历史。
1871年，蛋白■ 相纸，从玑衡抚辰仪角度看天球仪、象限仪， 这是目前所能考证出的第一张观象台老照片。
“城南靡靡度阡陌，疏柳掩映连枯荷，清台突兀出天半，金光耀日如新磨。”这是元代国子监博士、礼部郎中吴师道写的秋季郊游诗《九月二十三日城外纪游》中的句子。诗中所说的那座在“疏柳掩映”之中“突兀天半”的清台，虽然描写的是金司天台，但从中也可以领略到北京古观象台的往昔风貌。历经数百年的沧桑演变，如此优美的诗句难掩我们的遗憾之情：在迄今为止涉及古观象台的大多数文章、专著里面，我们阅读着大段的文字，却难觅些许古观象台的历史影像。
著名的英国早期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曾感叹说：“如果当年伟大的马可波罗能用几张照片来说明他漫游古老中国的经历，那么他的美丽传说会更加动人”，毫无疑问地，如果能用更多影像还原古观象台的百余年历史，那么这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将散发出更为迷人的魅力。图画是生动的描述，影像是鲜活的历史，本文试图从“影像还原历史”这一角度，通过老照片为您展现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北京古观象台。
上图：1875■ 年，蛋白相纸，作品第47号：从城墙上拍 摄的观象台近景。 ■ 中图：1875年，蛋白相纸，作品第49号：院中的简仪 特写，可见紫微殿的窗棂破乱不堪。下图：1875年，蛋白相纸，作品第48号：院中的浑仪特写， 可见远处的观象台台景。
1839年摄影术在法国正式发明，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进展。摄影进入中国的时间并非如想象中那么漫长：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随着坚船利炮打进国门的，除了洋人，还有他们手中的照相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1802-1877）是迄今所知最早来中国拍摄照片的外国人。1844年，他以法国海关总检察官的身份来华，并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了两广总督耆英的肖像照、广州码头、澳门街景等照片。埃及尔在中国拍摄的这批银版照片和他本人亲自撰写的文字说明，现大部分保存于法国摄影博物馆。因为照片就是所谓的底版，所以每一张银版照片都是独一无二的孤品。虽然埃及尔在中国的摄影活动极其短暂，范围也很小，但他毕竟是第一个把摄影带到中国来的人。
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33-1907）是第一位来到北京拍摄的外国人。1860年，这位意大利人作为战地摄影记者跟随英法联军参与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由此来到了北京。出于战争宣传的需要，比托拍摄了大量战争场景的照片，尤其以“失陷的大沽口炮台”系列组照闻名于世。在北京，比特托拍摄了城墙、角楼、雍和宫、颐和园、天坛等建筑群，但并没有观象台的身影。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比托没有注意到，还是某种力量阻止了他，或者说拍摄的玻璃底版损坏或遗失等等，总之，比托错过了观象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从1860年开始，西方人终于获得了到中国境内更广泛旅行和摄影的特权，诸多摄影师纷至沓来，开始向北京进发。究竟是谁，又是哪一张，才是北京古观象台的第一次留影呢？这个问题不但困扰了我，也难住了国内外诸多历史影像研究学者。由于年代久远，拍摄者准备上存在不足，早期摄影的诸多信息杂乱混杂，很少有系统性的档案归集，这造成考证辨识上的极大困难。就目前而言，有确凿作者作品对应关系的第一张观象台照片拍摄于1871年，但毫无疑问地，真正的第一张其实应该在19世纪60年代就诞生了，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无法求证。例如，有证据显示，Paul Champion(1838-1877)在1865-1862年间，Georges Morache(1837-1906)在1862-1866年间都曾在北京地区留下过摄影作品，尤其是后者，他曾在北京逗留期间研习医术和天文。很难想象一位学习天文学的业余摄影者不会拜访观象台并拍摄之，但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尚无法将观象台存世摄影作品的年代和作者与这两位联系起来。
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1837-1920）是中国摄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位西方摄影大师。出生于苏格兰一个烟草商家庭的他，于1868-1872年在中国台湾、内陆拍摄，是第一位广泛拍摄和传播中国的西方摄影家，他也是到目前发现的第一位留下观象台影照的摄影师。和埃及尔、比特不同，汤姆逊的中国行程没有教会任务，没有外交使命，没有军事目的，也没有商业驱动，他完全以一种对中国的热爱，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和对不同人种文化的偏好，以人类学、社会学的眼光，拍摄并出版了六本关于中国的大型画册，很好地推广了中国文化，这其中就有著名的四卷本《中国和中国人画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1874年，伦敦）。
上图：19世纪80年代，蛋白相纸，院落中的浑仪，有 空心十字形护栏。中图：19世纪80年代，蛋白相纸，这个拍摄角度是摄 影师最喜欢的一个角度，因为可以拍到最多的仪器。下图：19世纪80年代，院中的浑仪。
可以想象，汤姆逊被眼前宏伟的观象台建筑和精妙制造的仪器吸引住了，他以摄影艺术家的敏锐为我们记录了珍贵的观象台早期影像，一共拍摄了六张照片。第一张系两架天文仪器：赤道经纬仪和天球仪。此图先后刊载于《中国和中国人画像》（第四卷，1874年，伦敦）和《透过镜头走遍中国》（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第238页，1899年，伦敦和纽约），也在以后的汤姆逊摄影作品介绍中被引用次数最多，可谓是其代表作。第二张系黄道经纬仪龙纹特写，刊载于《马六甲、印度支那和中国海峡》（The Straits of Malacca,Indo-China and China，第516页，1875年，伦敦）。第三张系天球仪和黄道经纬仪。第四张系庭院中的浑仪，此图首先刊载于《中国和中国人画册》（第四卷，1874年，伦敦），并以铜刻图的形式刊载于《马六甲、印度支那和中国海峡》（第518页，1875年，伦敦）。第五张天球仪和黄道经纬仪与第三张角度类似。第六张是庭院中的简仪和汤姆逊的中国助手阿昆（音译，Akum）。除了上述提及之外，第三、五、六张均没有在汤姆逊的画册中出现过。通过《中国和中国人画像》的描述，我们看到汤姆逊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观象台的崇敬之情，并为西方传教士的巨大贡献感到自豪，这也是观象台第一次以照片的形式出现在印刷出版物上。
1870年5月，又一位杰出的西方摄影师来到北京，他就是英国工程师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1841-1898），以系统性拍摄圆明园而闻名于世。现在都认为查尔德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因为他出售自己的摄影作品。然而摄影从来不是他的正式职业，英国海关聘查尔德为工程师，在北京总稽查处负责燃气工作。看来摄影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但显然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业余爱好者。在1870-1889年间，查尔德在北京的逗留几乎没有间断过，这使得他可以在其业余时间里创作出大量北京的人土风情照片，包括大量的现今已荡然无存的一般性建筑和纪念性建筑。查尔德在中国摄影史乃至文化艺术史上的贡献在于，他为北京地区的诸多大型建筑物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摄影图录和专题摄影，保留了完整的北京城市形象资料。同时，他的作品一般会在底版上签有自己的名字，时间，拍摄对象的名称等，这样，大量的特定时间的拍摄地点的状况便被保存了下来，并可用于对其他北京早期照片做拍摄时间考定。查尔德的照片在用光、构图、拍摄时间等方面都比较讲究，有很高的摄影艺术价值。加之查尔德非常富有商业头脑，他进行系统性的拍摄，有系统性的整理，所有摄影作品都被编号出售，每一处标志性建筑群都有一组专辑摄影作品，例如城墙系列8张，紫禁城系列14张，天坛系列7张，明陵系列5张等等。因此查尔德的摄影作品流传广泛，社会影响力巨大。
查尔德在1875年间留下了一组观象台摄影特辑，共9张，在他的作品集中，编号为第46-54号，这些照片都是蛋白片，大小均为26×20厘米左右（10*8英寸），裱嵌在硬纸板上。他之所以比汤姆逊拍摄了更多的观象台照片，首先是因为他的摄影目标更加直截了当，力图反映北京建筑群的全貌，尤其是标志性建筑，例如观象台这样一处融西方智慧于其中的东方建筑。其次是由于他的摄影思想更加关注于拍摄物本身表现出的内在意义，例如龙纹装饰的青铜仪器所蕴含的科学与艺术巧妙结合等等。在查尔德的观象台系列作品中，我们真实地看到了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元气大伤的晚清所呈现出的一副破落情景：堂堂国家天文台，昔日清皇室最为仰重的观天通灵之所，却城墙四处开裂，野草丛生，纸糊的窗棂破洞频现，萧零之景无人理管，令人不忍再睹。这一年同治驾崩，光绪即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外国军队大举进驻，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再签署，国家陷入政治腐败的内忧外患之中，此组照正是一叶秋而知天下的真实写照。
必须要提及的是，在1880年之前，摄影师采用的普遍是流行的湿版摄影法，相机有1立方米那么大，不仅需要随身携带笨重的玻璃底板，还必须在拍摄现场涂布玻璃底板，现场显影和定影，因此需要随身携带移动暗房（一般是帐篷）、各种药液甚至干净的清水。汤姆逊和查尔德等早期摄影家每次拍摄都需要雇佣8-10名脚夫和驴来背负笨重照相器材，还要应对中国人当时对摄影术的敌视和误解，故所得之照均来之不易。
19世■ 纪80年代，蛋白相纸，放置在院中的简仪
1890年～1900年，从内城墙拍摄的观象台城墙，此角度较为少见
20世纪10年代，该图像中并没有出现纪限仪，观象台尚处在痛苦的20年之中。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开始流行立体相机，这种特制的相机有两个镜头，间距和人类双眼的间距相近，可以同时拍下两张照片，把这两张照片同时置于专门的观片器上就能看出被摄场景的立体效果，堪称立体电影的鼻祖。这种比普通平面照片更加真实的感觉风靡西方世界，一时成为中上阶层家庭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为满足西方民众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各大报社和出版商纷纷向中国派出商业摄影师或委派旅行者，将他们拍摄的中国题材立体照片制作成套装出售。在众多到中国旅行的摄影师中，詹姆斯·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1844-1929)在北方摄制了大量战争、百姓生活方面的立体照片。1901年，美国Underwood & Underwood公司制作发行了利卡尔顿此行拍摄的一套100张立体照片，并出版了《从立体镜头看中国》（China:Through the Stereoscope）一书，我们也在其中看到了观象台的身影，即第89-90号作品。这位向爱迪生提供灯泡用竹丝的发明家在书中描述说：“这座著名的天文台，所有介绍北京的书中都会提到，所有渴望看到新奇事物的人都想去那里参观，这些天文仪器都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晶”，可见观象台对西方人的诱惑是非常大的。
1900年以后，摄影技术转向效率更高的银盐相纸，那些珍贵的早期蛋白照片开始成为收藏品。1912年进入民国时期，到北京进行摄影活动的摄影师数不胜数，对观象台的摄影纪录更加丰富多彩，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澳大利亚摄影师乔治·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在10-20年代、德国摄影师汉茨-冯-佩克汉默尔（Heinz Von Perckhammer，1895-1965）在20年代、澳大利亚摄影师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1908-1991）在30-40年代等等。这一时期的观象台摄影作品在职业摄影师那里已不再显得零乱，作者与拍摄年代等数据的整理和归档已井然有序。如果说19世纪末之前，摄影最首要地被看作为记录工具的话，那么走进20世纪之后，当摄影成为新闻或家庭娱乐的补充后，这一传统便消失了。摄影不再像当初那样是少数人的游戏，观象台终于走进每一个人的镜头里，成为我们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段记忆。
对古观象台老照片的探究就此暂告一个段落，目前所能见到的老照片广泛分散在世界各地，从国家档案馆到大学图书馆，再到私人收藏，其数量相信将以万计。就目前来看，社会各界对于老照片的收藏热正在不断升温，1900年以前的早期蛋白照片价格普遍上升至五位数，而查尔德拍摄于1875年的一组六张圆明园老照片集在2008年拍出95.2万元的高价，老照片的魅力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专题化的老照片研究有着丰富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也更容易让研究者体会到一种历史沉淀下来的氛围，一种文化交织的意境。本文对北京古观象台老照片的初步探讨仅作为某种形式上的启蒙，期盼更多的影像史料苏醒，让一个栩栩如生的古观象台成为中国天文最好的形象大使。
文章已发布在《中国国家天文》九月刊
科学编辑：老孙
注释：作者系上海启明星天文爱好者联盟理事，科学松鼠会特约作者。仝冰雪先生对本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文中所有照片均来自私人收藏。有兴趣看更多作者收藏图的可以到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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